就他的个人愿望而言，他是很想从事政治以施展其抱负的，但是，没有机会。
四书中的其他三种，与《论语》一起成了经典，但都在孔子之后，都是阐发孔子思想的。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大师，特长是治春秋学。
汉代提倡经学，以儒家五经（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）为经典，设博士官。如果说墨家更重视经验认识，那么，名家更侧重于概念性认识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，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，但不是通过神学启示和信仰系统表现出来的，而是作为人的终极关切（蒂里希）以及对天即自然界的神圣性的敬畏表现出来的，因而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有孔子见老子的记载，但是，关于老子其人，司马迁已经搞不清了。理解孔子就不只是恢复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，而是对孔子的言论即学说进行分析，作出解释。
他所理解的圣人，虽在庙堂之上，亦无异于山林之间。康有为不是如同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，将西方宗教搬来，建立拜上帝会那样的宗教，而是以孔子为教主，建立中国自己的宗教，以作中国人的精神支柱。但是，行礼、奏乐、射箭、驾车、书写、计算，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之学则是必须学的。
过了一会，齐国又奏宫中之乐，结果是优倡侏儒为戏而前。种地、种菜这一类的劳动，不是士所能干的。孔子虽然适周问礼，但礼并不在周，因为周王朝已经礼崩乐坏了。有些学生先于他而去世，曾引起孔子的极大悲痛，从中可以看出师生感情之深厚。
从当时的现实而言，孔子的回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早在季桓子执政之时，就曾表示要请孔子回国，季康子继任后，冉有又建议季康子将孔子请回。
若欲苟而行，又何访焉。阳虎乘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一只蒸熟的小猪，等孔子来拜谢。饘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余口。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和社会治平之道的一生，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。
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曰：不可。[36]《孔子家语·好生》。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说：公山弗扰以费畔。孔子究竟何年适周没有固定的说法。
道之行与不行，他已经寄之于命了。这些鄙事磨炼了孔子的意志，使之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。
应当说，主要精力仍然是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。孔子说：丘未得其为人也。
他母亲之所以未曾告诉他父墓所在，有一种解释认为是母讳之也[11]，即因为与叔梁纥的婚姻不合于礼而讳避不告。但是，在晚年生活中，有一件事是孔子亲自找鲁君的。当然，孔子的学习范围是很广的，所谓多能鄙事，其中就包括很多实际知识的学习。这里的话并不多，但是说明了孔子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势和土地性质，发展各种不同生物和作物。看来，这次问礼非常重要，大概是在三十而立之后，已经成为一名很有名望的教师。公元前501年（鲁定公九年），孔子五十一岁时，被任命为中都宰，相当于后来的县长。
鲁哀公和季康子都问过孔子，弟子中谁最好学，孔子无例外地回答说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靠这口鼎煮饘作粥，充饥而已。
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之典在。四、收徒讲学 孔子经过勤奋学习和考察，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，已经掌握了系统的知识，熟悉六艺并精通六经（六经之名出于汉代，但六经之实早已存在）并建立了自己的学说。
后来，南宫敬叔向鲁君建议，派他跟随孔子适周，即到周天子都城洛邑去学习周礼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子曰：‘然，有是言也。
[1] 据《史记》，从众说。母亲去世后，他要独立生活。春秋时期，王朝的官学已经崩溃，学已经下移到民间，学不在官而在野。卫国的公孙朝曾问子贡，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，子贡回答说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
[28]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。前面说过，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，已提出了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主张，实际上就是正名的具体应用。
正好有一位车夫的母亲，也是颜征在从前的好邻居，从这里经过，觉得孔子的做法很奇怪，便问孔子，孔子也就借此机会向这位老人打听父墓，老人告诉了他。结果齐国当场处理了这些乐舞者。
[35]《孔子家语·子路初见》。这两件事，只能说明孔子想实现政治抱负，并不能说明别的。
实际的君应当遵守君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即君道，这就是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也是如此。他在最危难的情况下，还能在大树之下弦歌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，不能仅仅说成是无可奈何。[24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孔子之所以适周，或许是实地调查研究，访问遗老，收集经典，了解周礼的演变。
正好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在卫国，是有名的贤大夫，孔子所到的国家，第一个就是卫国，而且住在颜浊邹家。经过几年的从政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，体会到行道之艰难。
鲁君派了一乘车、两匹马、一个童仆，适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[18]。子路不说（悦），曰：‘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子曰：‘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。
齐景公心里不安，挥而去之。[61]《论语·宪问》，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亦有记载。